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是佛家哲学对于善恶观的一种理念诠释，我们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四有青年”，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好莱坞也标榜着类似的因果关系承载着“美式文化”的大肆宣扬，它擅于揣摩观众的心理，又汲取类型电影的叙事风格，从而构造出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套路）。Happy ending固然能够给予观众一点关于现实的美好幻想，至少在沉浸电影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时，能够暂时摆脱负面情绪，让我们稍有一点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冲劲去追求改变人生的事业。
如此美好的现实或理想在导演本人和电影本身都丝毫得不到体现，他们好像在故作反叛的姿态，要我说他们是自寻死路。独立电影人出身的导演向来得不到（人傻钱多的）好莱坞的重视，所以另辟蹊径加点歪门邪道，轻轻松松拿大奖。兄弟俩个性倒是十足，面对好莱坞电影工业体制一点也不肯妥协，这要是在咱们中国，别说是大学，就是在小学都要被老师批斗。不务正业，不干正事，老爸老妈辛辛苦苦花钱把你养大，最后还不认爹娘了。所以兄弟俩对于拉来的一点投资格格外珍惜，恨不得把毕生才华都搭进去，反观我们现实，食饱力足之后想着的是去找乐子，享受生活，最后忘了我们为什么而活。
也许是艺术生活过于寂寞，拍了部《老无所依》拿了几个奥斯卡，一战成神，从非主流的旁敲侧击到被主流所接纳加冕。好像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但调皮的科恩兄弟后期拍摄的作品更加反好莱坞，甚至更肆无忌惮的嘲讽起好莱坞来。用一个很非的词语就叫做“不忘初心”，不能因为给你点钱花就叫爹叫妈，忘了自己是当爹当妈的人。大家从小就开始谈理想，最后都活成了生活的奴隶。“念书就是为考大学,考大学就是为读博士,读博士就是为以后主管工程,主管工程就是为贪污公款。”“理想主义的光芒已经黯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王小波语）
常规的故事片总是遵循着逻辑与惯性的思维去构造。因果关系的对应，定型化的人物，狗血的情节，让人找不到一点惊喜的地方，所谓的审美在这种工业品身上失去了意义。罗素先生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眼前的无非是些换汤不换药的复制品，乐趣在哪里，在那些暴露的器官上？在那些动过刀的肌肤上？在不断提升的感官刺激上？《老无所依》里没有规则的束缚或者说这种规则在恶的面前根本无须挂齿，以暴制暴失去了意义，恶就恶得沸反盈天，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和谐”。电影中规矩被残忍的践踏，正义得不到伸张，主角失去英雄光环，反派更像是电影的主角，他藐视一切的规则，无视生命的存在，像一个彻底的颠覆者，是一个极恶的代名词。当恶似乎占据了优势时，遵循规则却成了恶的报复，极具荒诞和嘲讽意味。
逻辑思维是一个巨大的人性困境。科恩兄弟就喜欢嘲弄这种常人所预料的结果，对于群体的不屑，对于群智的蔑视，对于常规的颠覆，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审美体验。当个人思维汇聚成一个整体的话语，话语就变成了一种权力，而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口中。话语变成了一个公共的权力，权力就容易被滥用，表现出来的就是喋喋不休，是夸夸其谈，是瞎编乱造，是废话连篇，是无所顾忌，是不知所云，是漫无目的。在平庸的生活中语言的魅力尽失，但语言犯下的罪恶却比比皆是。在这样言辞匮乏的语境里，只有文学才能创造抗体，去抑制这场语言的瘟疫。
科恩兄弟的电影总在挑战权威，挣脱体制，戏谑主流，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却是由一个个偶然的突变连接起来的整体。正如我们的生活一样，充满变数，世事难料，逻辑思维在突如其来的事故面前失去了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慌，会抖，会尴尬，会木讷，这才是普通人的实际心理。艺术创作者们在构建符合我们心理认知的故事的同时，还会搭建起一种价值观或者世界观的平台。生活充满了无限可能，电影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总在不断的像我们倾诉生活的可能性。需要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也少不了当下和未来的苟且。电影里的人生，比起现实生活来少了一份真实，但却多了一种可能。
《老无所依》表现出的是在蛮荒而无序的西部荒原里正义与犯罪的博弈，人人无所依，处处无所躲，像是被囚禁在罪恶的牢笼里，原想凭借少年的意气去为这个世界拼死拼活，最后却被这个世界搞得死去活来。
北岛写过这样一首诗：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波兰来客》
而在我的生活里，没有文学，没有爱情，更没有穿越世界的旅行，似乎只剩下梦破碎的声音。
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就是生活在一个假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