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片的题材来看，这片子并无什么出彩之处。首先这样的题材及它的表现形式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文艺作品，我们都太熟悉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审美标准，这样的题材根本不适合拍成电影，更应该以纪录片的形式表达。不是说电影不能作为大批判及阶级斗争的武器，而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样用电影这种通俗文艺来作批判文章，或以电影作为社会批判的武器。当然西方也有现实主义作品，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但新现实主义跟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批判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对现实的写实一个是对现实的批判，题材趋同，态度有异，而态度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达。虽然我们受的教育是以批判为纲的教育模式，假如小时候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也会认为它们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对西方国家的这类电影的理解是不对的，对这类现实主义作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抱有批判的目的，它仅仅呈现真实生活的复杂性及人生的纠结。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我们将电影这种通俗艺术当作教育人民的最简单方式，它有着批判现实和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形式。
因此我说《利维坦》这片子的故事及它对社会的表现态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甚至这种创作态度是我们极力摒弃的陈旧文艺观。而我们官方的这种文艺观并未有太大变化。这都不用举例子，我们从建国后到1980年代的几乎所有电影作品都深受这种批判文风的影响。从祥林嫂到骆驼祥子再到杨白劳，与《利维坦》相类似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而这样的题材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向来是不屑一顾的，前面说了，西方也有现实主义题材，但跟我们是两种拍法。一个还原真实一个批判现实，两种表现形式的分野预示着意识形态在文艺创作中的对立。
《利维坦》在内容上并未蜕去原有的大批判外衣，而在批判形式上甚至说仍然带着苦大仇深似的阶级对立色彩。最明显的是科里亚这个被压迫者和市长瓦迪姆这个压迫者的人物设定，他们阶级对立一正一邪，脸谱化地勾勒出泾渭分明的社会属性。科里亚是我们过去文艺作品中的典型悲剧角色，套用中国人的俗语就是“家毁人亡，妻离子散”，可以说惨到了极点，而悲惨的原由影片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利维坦威权下的政治造成的社会、人伦及信仰悲剧。同样是悲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将悲剧的缘由归结为个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生存环境，而社会主义式的批判则将悲剧的缘由归结为社会环境及时代属性。在指向性上有一定的趋同和重合，但力度却有明显的大小。前者大多为个人式的生存悲剧后者大多为时代性的广义悲剧，请注意我说的是“大多”这种宽泛的语句，你自然也可以说《偷自行车的人》也是时代的悲剧，不过我们的时代悲剧人物要远远多于西方，祥子、杨白劳、祥林嫂、程疯子、许灵均等等，都是以个人悲剧来反映时代悲剧。所以我说，前者为小批判，而我们的批判则是大批判。
说回到科里亚和瓦迪姆的人物设定，也是脸谱化的大批判式设定。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科里亚可以说是一个较为完美的正面角色。年轻时参过军，为国家作过贡献，也可以说他曾经是这个利维坦威权的一份子，而复员后成为一介草民成为利维坦的统治对向，这样的角色转换是他悲剧的源头。因为科里亚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在影片中他可以说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对儿子的教育基本上作到了宽严皆宜，而作为丈夫，当发现妻子出轨时，他最终选择原谅。就是这么一个好人，仍然是家毁人亡、妻离子散，于是悲剧不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再看市长瓦迪姆，也明显带有剥削阶级的统一化脸谱，他强征科里亚的土地，为达目的不惜干涉司法。影片中的市长瓦迪姆可以说是当地一霸，能量大得惊人。当律师威胁他准备揭他老底时，他请来了三个手下，我们可以看到刚好是当地的公检法三部门的主要领导。警察成为他自家的打手，那个警官当场就指明可以去威胁那个律师，而暴打律师及将科里亚强行带走的都是同样的三个警察，也就是说这三个警察实际上都受控于市长瓦迪姆。再看检查院同样受控于市长，当律师迪米特里去检查院申诉时，值班人员首先作的是向上级报告，然后压下申诉材料，说检查官不在，现在都是临时工，咱们无权受理申诉，科里亚抗议于是被粗暴地刑拘。再看司法部门，那个女法官也正是瓦迪姆的左膀右臂，影片中她两次宣读对科里亚的判决，滔滔不决的严谨宣判显示了法律的权威。
而瓦迪姆的能量还远不及此。不但公检法受制于他，而他贿赂他们的方法很简单，无非是国外渡假、豪宅和票子。更严重的是，他还官商勾结，跟当地的商人作着权钱交易，最不可想象的是，他的老底已经触及了莫斯科，莫斯科的大人物们也不希望他倒掉，律师手上的材料其实只能用来威胁，并不能真正当枪使。而最不能让俄国人接受的可能是他对宗教的破坏，当地的主教俨然也成为了瓦迪姆的保护伞，一切的肮脏事披着东正教的外衣都变得如雪般圣洁。科里亚的小屋被强拆后变成了一座教堂，这是对利维坦下的宗教国家的莫大讽刺。从公检法到商业再到宗教，瓦迪姆在当地可谓一手遮天。
这两个脸谱化的主要人物跟过去的批判题材电影并无太大区别，这样的影片何以受到西方的莫大青睐？而这其实并不是特例，在2013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影片《婴儿式》也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的典型大批判作品，影片中同样有政府的不公及脸谱化的人物。不过《婴儿式》细致描绘了被害与加害的两方家庭的矛盾与纠结，虽带有极强的老套批判色彩，但所反映的人与人的对抗与和解却是典型的西方电影语言，再加上“婴儿式”这个家庭意象，又将影片抬升到家庭伦理教育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会批判色彩。而西方的电影节正期待这种带有强烈社会批判的电影佳作。
于是《利维坦》也受惠于此，虽有着老套的故事架构，但加上了“利维坦”这样一个政治社会意象，立刻便拔高了影片的主题色彩，从过去的程式化社会批判升华为带有宗教喻意及社会政治意涵的人间悲剧。而影片也从西方过去所不屑的大批判进化为如今广为推崇的新现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