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的电影第一次在大陆公映,众多真正的电影爱好者和伪文艺青年们,抱着战战兢兢的敬畏之心走进电影院。虽然电影过半后,他们就会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一方提前退场,恶评相向;另一方赞誉有加,奉为神作。但所谓的大师之作就在于,无论观后评论如何,最初的敬畏之心都似乎难以动摇,即使给予恶评,也无法将之化为戏谑的对象。
 
    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过屏幕比例为4:3的电影,这是一个来自旧时代的信号,它使得整部电影与现代化的电影院格格不入。然而更加格格不入的是,这部电影几乎没有背景音乐,环境声也极少极轻;人物的台词寥寥,零散几句也都是文言文;没有常规的剧情起伏,更加没有高潮和情绪爆发点。这一切反常将已经惯于容纳热闹的电影院柔化成一个静谧到令人心悸的空间,轻微的咬动爆米花声,都让人格外胆战心惊。
 
    我想,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也只有侯孝贤能这样固执而笃定的,将电影装帧成如此静默的存在,仿佛人们走进电影院,都只为经历一次集体沉默的仪式。
 
    如果没有去过日本,我对这部电影的感受会与现在不同。一部保存时光的电影,对它的理解也建立在每个人对故去时光的不同想象之上。日本在我眼中就像一个平行时空,保存着曾经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古典意蕴,使我们相信盛唐的雍容和宋代的飘逸,都不仅是古旧书画中的笔触,而是真实存在过的一段活生生的时光。而侯孝贤的电影,也像是一尊时间的容器,盛放着无声的岁月,镌刻着时光的深深划痕。
 
    静美,是这部电影给予我最直接的感受。有些黑泽明的感觉,但无论画面还是声音,都比黑泽明静态。聂隐娘站在纱帘背后,静静听着田季安讲述两人的过去,张震的声音绵软悠然波澜不惊,轻纱从镜头前拂过,画中的人物一会儿虚焦,一会儿清晰,好像懒散的回忆那样亦真亦幻,有一搭没一搭的,令人心生柔软。片中的人物都有着盛唐的雍容之气,他们仅是静静地坐着,静静地将发簪插上头发,静静地慢条斯理讲话,甚至一个破面具也要在地上静静地躺上几秒,每一个动作都缓慢地好像要刻意浪费掉过多的时间。
 
    因此,观影途中我一直有种不知何时结束的感觉,因为剧情缓慢看不出走向,而剧中人又似乎还有大把的时间以供挥霍,也只好别无选择地随着他们,静待时光的分晓。
 
    木心有一首著名的小诗——《从前慢》,其实我们对于旧时代的回忆,往往就在于“慢”。似乎上一个时代总是比当前的时代缓慢从容,它持重而肃穆地落下帷幕,留下一片无声的脉脉氤氲。
 
    侯孝贤的电影不止于本身的慢,他甚至以一己之力拖慢了整个台湾电影界。他强烈的个人属性和大师气质,给台湾电影蒙上一层难以言喻的阴影。近十几年来,台湾电影只敢于表现“小清新”的稚气清浅,原本积累的厚重深沉被缄默地尘封。
 
    而《刺客聂隐娘》更像是侯孝贤隔着一个时代,寄来的一封原属于过去的信笺。它收藏的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古韵之美,也是上个时代台湾电影的复刻版本。张震和舒淇,仿佛直接从《最好的时光》里走来,带着旧日的质朴与精致,一尘不染。
 
    电影播放途中陆续有人离场,后来电影放映员干脆打开了安全门。离开的人只是静静地走,留下的人亦是静静地看。在漫无边际的沉默里,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冷场。屏幕里的人与屏幕外的人,默契地不打破这冷场的气氛。
 
    屏幕里的人,讲述着“青鸾舞镜”的孤独;屏幕外的人,被牵扯出孤独的神经。无论在唐朝的宫廷还是现下的台北,侯孝贤诉说着诗意的孤独。屏幕成为一面镜子,投射出每一个浮躁心灵里的僻静角落。
 
    有时候,热闹的人生需要一些冷场的时刻,而这冷场中,又像是饱含着对时光的敬意。